2023年4月10日18時30分，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理論研究所季美君研究員擔任中南民族大學法學院“法霽講壇”第45期主講嘉賓，在我校學術交流中心二樓潤良報告廳做了一場題為《專家證據規則在司法辦案中的運用》的講座。西南科技大學法學院廖天虎教授和浙江省臺州市人民檢察院第五檢察部賴敏娓主任特別受邀，擔任此次講座的評議嘉賓。
本期講座由我院周遵友教授主持。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劉建華副教授、我院阮堂輝教授、陳歡歡老師以及武漢市律師協會刑委會副主任鄭武平老師擔任與談人。我院趙波副院長、虞汪日副教授和劉柳副教授亦出席會議。
主持人致詞
主講人季美君研究員主要從三個方面對“專家證據規則在司法辦案中的運用”進行了介紹。首先，季老師講述了“專家證據規則在司法辦案中的運用”的背景和環境。她指出，無論是“十三五”規劃，還是“十四五”規劃，無論是“十九大”報告，還是“二十大”報告，都提到了檢察工作要運用專門知識，要注重培養專業能力和專業精神。最高人民檢察院于2018年4月3日出臺《關于指派、聘請有專門知識的人參與辦案若干問題的規定（試行）》，該規定是我國有專門知識的人參與辦案的第一部專門性司法解釋。季老師提到，檢察官是公共利益的代表，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探索建立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制度，并于2015年開始試點實施。隨著檢察公益訴訟的蓬勃發展，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的范圍不斷擴大，目前的檢察公益訴訟領域已擴展為4+9。其中，生態環境公益訴訟是需要聘請專家證人來解決專門性問題的重要領域。季老師還分享了自身的研究心得：在之前沒有涉足過的領域靜下心來耕耘，也會有一番收獲。
其次，季美君研究員從多個維度詳細解讀了何為“專家證人”。季老師指出，“專家證人”是英美法系的概念，其覆蓋范圍非常廣泛。專家證人既要具備專門知識，也要為法庭認定專門性問題提供幫助。季老師強調，專家證人的資格、審查選任方式表面上看，好像比較隨意寬松，事實上是非常嚴格的。因此，原被告雙方都會慎重考慮專家證人的選擇。通常而言，專家證人會接受兩次資格審查：第一次是接受聘請他或她擔任專家證人的當事人和律師的審查；第二次是在法庭上以交叉詢問的形式所進行的更為嚴格的事實審判者的審查。在法庭中，專家證人具有畫龍點睛的作用。專家證人的選任方式也有兩種：一種是當事人聘請；另一種是法庭指定。加拿大的《證據法》第7條規定：各方最多可邀請五位專家證人提供意見證據。專家證人的權利和義務，基本等同于普通證人，但專家證人享有提供專家意見的權利，而普通證人則不能。專家證人的義務就是提供專家報告或出庭作證。就專家證人的過錯責任而言，傳統上，英美法系國家的專家證人享有作證的豁免權。在理論上，雖有因作偽證被追究刑事責任的可能性，但因證明主觀故意很難，司法實踐中難以指控成功。專家證言與普通證言的區別表現在信息來源、采納標準、證明過程三個方面。
再者，季美君研究員圍繞“專家證據規則”，從歷史沿革、理論基礎以及專家證據可采性規則三個方面進行闡述。季老師梳理了專家證據制度的歷史沿革：西方國家的專家證據制度起源于羅馬法時代，早在1532年，德國的《加洛林納法典》就對鑒定問題作出了比較詳細的規定。專家證據制度的理論基礎主要有認識論基礎、社會學基礎以及價值論基礎。季老師強調，專家證據可采性規則是專家證據制度的核心部分，采納專家證據的兩大標準為相關性標準和有用性標準，采納專家證據的兩大特點為不確定性和自由性，并重點講述了英國專家證據五個方面的可采性規則和美國科學證據的歷史變遷與可采性規則，同時還全面比較了英美法系國家專家證據制度和大陸法系國家鑒定制度的優缺點。
最后，季美君研究員針對我國的司法鑒定制度，指明了其存在的主要問題及改革思路。季老師談到，我國的司法鑒定制度目前存在當事人無權啟動鑒定程序、專家庫建設不完善以及重復鑒定、多次鑒定問題。在解決措施上，季老師認為應當賦予被告人以啟動鑒定程序的權利，同時，要構建“三位一體”的司法鑒定主體格局，即鑒定人、專家證人與專家顧問三者并存；在組織制度上，要采用多元分散的管理體制。
主講人開講
在嘉賓評議環節，廖天虎教授圍繞“專家證據規則的三性”談到了專家意見的證據屬性、證明力等問題。廖老師指出，專家意見的證據屬性一直以來都是學術界討論的焦點。廣義的專家意見等同于鑒定意見和檢驗報告，而狹義的專家意見則范圍較窄。目前，學界傾向于將專家意見的證據屬性界定為準鑒定意見。針對專家意見的證明力問題，廖老師指出，在將專家意見定性為準鑒定意見的基礎上，可參考鑒定意見對專家意見的證明力做實質性審查：首先，要審查專家意見的程序合法性；其次，要論證專家意見的證明內容的關聯性；再者，要明確專家主體資格的關聯性；最后，要審查專家意見的結論的可靠性。
廖天虎教授發言
評議嘉賓賴敏娓主任則圍繞專家證據在公益訴訟中的運用對主講人的發言內容進行評議。賴主任談到，公益訴訟制度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制度，而專家證據在公益訴訟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專家證據在公益訴訟中的運用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是靜態的，即將專家證據作為證據鏈條上的證據，這里主要涉及鑒定意見的運用；二是動態的，即要發揮專家的主觀能動性，具體指要推動有專門知識的人參與到檢察機關的辦案活動中來。
賴敏娓主任發言
在與談環節中，劉建華老師從鑒定人的角度分享了自己對本次講座的見解。他談到，在實務中，難以對接專家顧問的原因不僅在于資金支付不到位，還包括鑒定活動本身的風險性這一重要因素。劉建華老師提出，隨著電子證據的不斷充實，法庭科學也是今后重要的發展方向。阮堂輝老師談到，雖然在我國刑事訴訟法中并沒有“專家證據”一詞，但是它的實質性內容始終在不斷擴張。阮老師強調，在對專家證人進行審查判斷時，可以在證據能力方面適當放開，但是在證明力上，法官應當進行實質性判斷，做好“守門員”的角色。陳歡歡老師提到，在民事訴訟活動中，應當賦予當事人對鑒定人選任的權利以及啟動鑒定程序的權利。鄭武平老師從實務出發，指出司法體制改革一直在強調庭審實質化，實務中，許多法官、檢察官以及律師都較為迷信科學證據。事實上，很多案件的鑒定程序或者鑒定方法都存在一定問題。劉柳老師針對農藥殘留的標準，拋出了一個問題：立法中利益衡量是否高于法益保障？虞汪日老師認為，公益訴訟真正的重點應該是行政機關，特別是在行政公益訴訟中，應當著重于防止行政機關不履行或者不正確履行行政職能。
在問答環節，同學們提出了三個問題：第一，什么是終局性問題？第二，專家聽證會是否能達到理想的效果？第三，未來人工智能是否有可能成為鑒定人？針對第一個問題，季老師談到：終局性問題雖然表面上很確定，但在具體案件中，不少時候又很模糊，但最終是不是屬于終局性問題，是由法官來決定的。針對第二個問題，賴主任解答道：檢察聽證是為了讓人民群眾真正、切實感受到公平正義的制度創新，具有化解矛盾糾紛、暢通訴求表達、維護社會穩定等多重價值追求。2020年頒布的《人民檢察院審查案件聽證工作規定》，極大拓展了檢察聽證的適用范圍，幾乎涵蓋檢察機關辦理的全部重要案件類型。但是每個聽證案件的側重點會有所不同，要根據每個案件的具體情況讓聽證盡可能地發揮作用，實現預設的價值功能。針對第三個問題，劉建華老師回答道：機器有芯片，但人卻有心；在人工智能得以運用的情況下，專家對證據的確認仍然是必需的。
本次講座吸引了法學院許多同學前來學習，老師們的發言和回答贏得了同學們的陣陣掌聲。在本次活動結束時，法學院院長潘紅祥教授來到會場，向本次講壇活動的嘉賓們和本院老師們表示感謝。
（圖片來源：黃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