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志強
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所長，研究員
摘要
中國知識體系建設，與現代中國的形成過程密切相關，經歷了清末民初的西方學科體系引入、民國時期的大學體系和教育體系發展、新中國成立后受蘇聯影響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知識普及過程，以及改革開放后的恢復和新建社會科學學科四個階段。進入新時代后，建設自主知識體系成為中國進行文化主體性建設的一個關鍵性命題。目前，自主知識體系建設面臨著需要對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哲學預設進行深入反思、形成“歷史科學”的整體視野和建設有力研究隊伍三個方面的重大考驗。而“中華民族共同體學”學科建設，則構成自主知識體系建設的重要一環，需要中國知識界的充分參與，調動全國的人文社會科學界共同努力，需要長期規劃和深入討論，推動方法和哲學基礎的創新。
關鍵詞
自主知識體系建設 中華民族共同體學 學科體系 方法論霸權 哲學預設 交叉學科學科體系
正文
一、現代中國知識體系建設的歷程
知識體系的建設，與現代中國的形成過程密切相關。清末民初，在救亡圖存的危機意識下，中國的政治和文化精英開始追溯西方堅船利炮背后的知識原理，并試圖通過移植西方的學科體系，來改造中國的學術傳統，以適應新的時代挑戰和世界性競爭。
民國時期，中國的學校教育體系（包括大學體系）進一步發展，參照歐美的學科分工體系，建立其自身的“分科之學”，發展出一系列文科、理科、工科的專業分科教學及研究體系。在此過程中，大量留歐、留美、留日學人的回歸及加入，成為學科知識體系建設的重要推動力。中國的文化界、思想界及教育界，也經歷了從士人傳統到知識分子體系的復雜變化。民國時期“分科之學”的發展，也存在自身的不足，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由于工業水平、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限制，中國尚不存在與歐美相似的工業化分工體系及勞動分工結構；由于國家和社會財力的限制，中國的學科建設只能優先發展法政文科類專業，教育體系也因資源投向而具有精英主義導向。民國時期的學科建設雖然頗具聲勢，但很難對中國的整體性發展起到有效推動作用。
新中國成立后，受到蘇聯的影響，進行了學科調整。一方面，加強了對理工科教育體系的投入和發展；另一方面，則是加強了對大眾教育體系的支持和鼓勵。這與中國推動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建設目標相關，也與推動知識普及化、教育大眾化的政治目標相一致。改革開放后，中國開始進一步自主探索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在此基礎上，恢復和新建了大量社會科學學科及專業。例如，1977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正式成立，這一行動本身包含著關于學科建設的新構想，對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學科體系建設有一些反省和調整。在當時，中國社科院有著要建立大概上百個研究所的構想。這些構想背后，潛藏著中國探索區別于美蘇兩國政治和思想霸權的主體性意識。隨著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入，中國學科體系的增加及調整也與改革開放的現實需求存在密切關聯。如因開放需要而對接國際學術界及國際學術分科體系；如強調社會科學知識體系在解決中國實際問題中的重要意義。在改革開放過程中形成及發展的學科分科體系，對中國的發展發揮了非常積極的作用。但是，學科分科體系建設本身的內在發展邏輯，與現實需求快速變化的外部環境之間，存在著復雜張力。學科專業化建設的人才及知識積累過程，也與中國的整體性目標調整，存在著一定的矛盾。
整體而言，20世紀以來的中國，每一次學科體系的調整，都意味著一次知識高峰的到來；每一次學科體系的調整背后，都應對了一些時代的新需要。但是，毋庸諱言，無論是民國時期在改造傳統學術基礎上形成的分科體系，還是改革開放以來的學科分科體系，都是深受西方影響的。受西方影響是一種客觀事實，但能否對此種影響進行深入反思，則反映著我們在政治主體性、文化主體性上的敏感程度。
我們知道，西方近代以來的學科體系和知識體系，是與資本主義發展存在密切關聯的。西方學者也曾經深入討論過這些問題，馬克思、尼采等人曾對資本主義擴張過程中產生的知識需求及其內在缺陷展開深入批判。但是，由于現代西方資本主義體系在世界范圍內的持續擴張，那些根植于西方經驗基礎上的知識及學科的內在缺陷常常被忽略，將“有限經驗”進行普遍化表述的知識慣習和話語霸權，一直延續至今。
西方的學科分科體系進入中國，與中國的現代化和現代國家建設過程存在深刻關聯，但二者之間也存在著一些系統性矛盾——西方現代學科體系、知識體系背后存在一個基本預設，就是把西方經驗預設為普遍性事實。要充分地理解和探索現代性，就需要對此種不加批判的預設前提和預設觀念進行反省。中國的知識生產的現代化過程，其實沒有特別地批判、反省知識背后的主體立場問題，沒有深刻思考主體性立場與知識生產之間的關系。這實際也是所有后發國家需要面對的客觀難題。甚至，相對于直接的政治、軍事霸權而言，反思和批判此種知識體系霸權，更為艱巨和困難。
對于今天的中國而言，我們已經成長為具有全球影響力的重要國家，我們也與歐美、西方一般，直面最為深刻、最為新銳的科學技術挑戰、社會治理和人文思想挑戰，我們的知識界和實務界，也需要成為同步思考者，乃至成為人類社會最新問題的先鋒探索者。今天，探索設置“中華民族共同體學”相關新學科，與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中國自主知識體系建構”要求有關，與中國自主完善和發展大疆域、多民族政治共同體的人類政治新形態密切相關。今天中國的各個方面都需要進行文化主體性建設。文化主體性建設是一項全方位總體性的任務。在這之中，最重要、最關鍵也是最困難的，其實是知識的自主體系建設問題和知識的文化主體性建設問題。
無論是國家安全學、區域國別學，還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學，其實都是要建構一個具有自身文化主體性的學科和知識體系。中華民族共同體學最能體現中國對自主知識體系建構的追求。中華民族共同體學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意味著一次“破題”，代表著中國自主知識體系在具體學科建構方面的探索和努力。
二、自主知識體系建設中的深層次難題
（一）需深入反思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哲學預設
在自主知識體系的建構過程中，我們所面臨的最大挑戰，是知識界自身的挑戰。知識界的形成和發展，受到既有學科體系的深刻影響，而既有學科體系，又往往來自對西方經驗和傳統的學習和模仿。這種學習和模仿，有其歷史客觀性和必要性，但由于缺乏對于西方學科體系背后的前提預設的深入反思，知識界在潛移默化中會形成自身的思維慣習，影響我們對復雜現實經驗的深入理解和客觀認識。這種情況已經持續多年，甚至有點積重難返。例如，在我們熟知的社會科學中，存在著大量實證主義觀念和信念，比如封閉的理性主體和價值中立等觀念，這些關于社會科學的迷思，對研究者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大家都認為知識應該是普遍、客觀、有效的。然而，此種知識觀念，顯然受到了自然科學的知識范型的深刻影響。按照自然科學的知識范型來理解社會科學，尤其是人文社會科學，必然會存在重大偏差。19世紀末期興起的新康德主義，對西方人文社會科學產生了重大影響。新康德主義的哲學預設是，人只能認識他所能認識的東西。這意味著我們只能用人已有的理性范疇來把握物自體，把物自體變成我們的對象，我們不可能把握物自體本身，而只能把握我們能夠把握的部分。然而，另一方面，新康德主義又強調價值中立或價值無涉。新康德主義的哲學預設與價值中立之間，存在深刻矛盾，乃至使得價值中立只能是幻象。
對于社會科學方法論背后的哲學預設，必須進行深刻反思。西方現代哲學，實際上已經對這些問題有了大量的反省，在哲學上有了很多突破。如馬克思、尼采等人發動的哲學革命，如現象學、解釋學的思潮，直到海德格爾的思考，實際上都是對近代資產階級科學前提的反省，是對個人主義預設的反省。這些反省，在某種意義上重構了整個近代人文社會科學的哲學基礎。馬克思曾指出，“一切科學都是歷史科學”。這是最早一次對資產階級社會科學發出的深刻批判。馬克思進一步描述了一個新的科學體系，即“歷史科學”的體系，認為歷史科學體系就是實踐科學，它面對的是“現實”而不是“事實”，現實是“現實的概念、現實的個人”，和作為事實的人是不一樣的。“現實”是一個總體性的概念，它是一個人參與其中所構造的事物或狀態，而且它還影響著未來。人對未來的想象，其實也是參與構筑現實的力量。從黑格爾到馬克思，對現實概念的定義，也是對參照自然科學形成的實證主義概念預設所進行的根本性瓦解。西方社會科學界對這些問題也有了一些批判性的成果，如伊曼紐爾·沃勒斯坦（Immanue Wallerstein）的《否思社會科學——19世紀范式的局限》。然而，“歷史科學”的概念提出之后，一直未能被很好地加以理解和發展。
新中國成立以后，我們在對資產階級社會科學的批判和反省過程中，本來與此種反思潮流和思想成果存在相關性。但是，這些“大批判”也沒有很好地把馬克思主義的知識、思想潛能發揮出來，導致批判行動也變得比較粗淺。盡管馬克思主義理論和《資本論》等著作在中國有著崇高的地位，但是，以《資本論》為代表的新的社會科學體系的更深層次意義（例如，對“科學性”的重新定義，“歷史科學”的科學性），還有待更好的理解、消化和把握。人們還是習慣將自然科學的科學性與“歷史科學”的科學性相混同，沒有很好地把這些重要探索的深刻意義發揮出來。
我們應該更好地消化對社會科學的反思，應該對五百年來資產階級社會科學的大量知識積累進行有效消化。這涉及轉化的問題，而不是主張全面否定這些知識積累。我們需要在歷史科學的概念背景下，在此種新的方法論背景下，轉化資產階級的社會科學取得的知識成就，而不是簡單否定它。
（二）形成“歷史科學”的整體視野，堅持由對象決定方法的原則
今天中國知識界面對的“自主知識科學體系建構”歷史任務，其所能依據的最重要的理論資源，一方面是馬克思語境中的“歷史科學”，另一方面則是中國哲學傳統中的實事求是的精神。此種“實事求是”的精神，不是經驗主義，也不是實證主義。中國的歷史學傳統，與馬克思歷史科學之間，存在著對應的聯系，它們有相互結合、相互契合的部分。如何將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科學”概念和方法，與中國“實事求是”精神進行更好地融合與發展，是中國自主知識體系建構的一個重要思想前提。
以馬克思的知識行動為例，他對資產階級社會科學知識進行了深刻的批判，但這并不意味著他徹底否定這些知識。他積極學習古典政治經濟學，也需要把在先前產生的一切人類文明的成果，在“歷史科學”的前提下，加以轉化、消化、吸收和提升。
我們今天以馬克思為榜樣，不是簡單地重復他的話語和理論，而是如他一般思考，在“歷史科學”的整體視野下，去重新架構轉化已有的知識成果。這將是一項具有艱巨挑戰性，也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思想任務。
在此種視野范圍內，設立中華民族共同體學一級學科，將是自主知識體系建構的一次破題，而此種破題，需要進一步在“歷史科學”的概念和方法下，重新轉化、消化、吸收、提升已有的資產階級的社會科學成果。首先，要揭示西方社會科學的主體性預設的問題；其次，要將社會科學的主體性預設，轉變成更加符合實際的主體。比如，主流經濟學的“經濟人”假設問題，要建構中國自主的經濟學知識體系，就需要對“經濟人”假設進行一個重置，需要回到“人”的實際存在的狀況來架構新的經濟知識。
中華民族共同體學最重要的任務是對民族學和人類學進行重新架構。西方在殖民擴張時代、帝國主義體系背景下發展起來的民族學、人類學，潛在目標是輔助統治“土著”，抑或存在瓦解其他政治實體的意圖。需要對這一邏輯下形成的民族學和人類學加以揭示和調整。更進一步，我們需要把資產階級的社會科學，放到中國的主體性基礎之上，去掉它背后的一些政治預設、主體性預設，來重新煥發這些知識的效能。西方民族學和人類學的實證主義和科學性形象，往往掩蓋住它的一些主體預設，我們需要將這些特點揭示出來，要轉化它，使其變成從我們自身出發、從實踐出發的主體性，變成一種探索和建立更為平等、團結的政治共同體意識的文化主體性。一定要意識到西方民族學和人類學用實證掩蓋了的政治性的主體性，同時又用我們的主體性和政治性來置換這個主體。與此同時，需要將這些西方社會科學長期以來形成的知識成果和知識積累，進行有效利用和有效轉化，這種轉化不是簡單否定。如果因為批判反省資產階級社會科學，就把它積累的知識成果也否定掉，就沒有做到有效轉化。
因此，以“中華民族共同體學”學科建設為代表的“自主知識體系建設”，意味著一個系統性工程。新的學科建設非常有必要，傳統學科實際上也面臨重新架構的問題。無論是新學科建設，還是傳統學科的更新，都有主體性重置與知識成果轉化的雙重任務。知識成果轉化不是一次性、一蹴而就的；而政治性、主體性立場的改變，也不意味著知識成果就能直接為我所用。很多知識的生產與主體性立場相關。因此，在轉化知識成果的過程中，需要判斷什么能用，什么不能用；而且，還需要在主體性自覺的前提下，繼續產生出新的、更加有效的知識。在這些關鍵之處，中國自主知識體系建構的理論基礎，實際上還沒有得到很好的破題。
今天我們所面臨的一個哲學任務，是有效地把西方現代哲學中對近代哲學、希臘形而上學根源的批判性潮流加以吸收和轉化。西方現代哲學對自身傳統的批判反省，西方現代哲學基礎的變化，已經有相當的經驗和成果。但是，這些經驗和成果，還沒有在西方社會科學的知識生產過程中產生出足夠的影響。這與學術分工體系的復雜性相關，也是西方社會自身面臨的深刻問題。在西方學術界，像沃勒斯坦的“否思社會科學”、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雖然已經有大量的成果，但很大程度上還處于邊緣位置，沒有成為西方社會科學的主流。西方現代哲學所作出的探索，它們的理論武器，對我們依然具有重要啟發意義。我們需要將這些新探索，與我們自身的學術傳統、哲學基礎，尤其是與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傳統哲學加以結合。這三種思想潮流和哲學基礎，要匯聚在一起，重新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哲學基礎。
馬克思語境中的“歷史科學”，是一個總體性視野。分科之學，必須在總體性視野之下才有意義。但是，我們今天的分科之學，背后缺乏總體性視野。這是當代知識生產的最大障礙。我們需要將總體性視野建立起來，才能建立起有效的分科之學。西方實證主義最大的問題，是方法論霸權，而在歷史科學視野下，方法是被對象決定的。如果有了整體性視野，堅持由對象決定方法的原則，在分科之學中建立新學科，產生新知識，就可以不被固有學科束縛。在歷史科學、實踐科學這個大的總體性視野之中，我們找到研究所處的現實，找到與研究對象相匹配的研究方法，才能夠產生出新的知識來，這是人文社會科學學科建設的關鍵。這是一個從哲學基礎到方法論角度都需要破的題。從自主知識體系建設到三大體系建設，我們需要從自主知識體系建設的哲學基礎和方法論基礎出發，重建每一個學科的三大體系。
（三）需要形成有力的研究隊伍，創作出經典性的作品
還有一個問題，西方近代五百年來的知識積累，以及此種積累過程中形成的慣習和知識效能，此種知識積累對于中國等非西方國家歷史、經驗和現實所構成的否定性力量，依然十分巨大。在進行三大體系建設、自主知識體系建設的過程中，我們對自身可能遭遇的困難是要有充分的預估。因此，這些工作的需要有步驟地推進。首先，是在哲學層面的破題，把哲學基礎的反思和重塑工作做好。例如，在圍繞“自主知識體系建設”進行的相關調研活動中，我們意識到自主知識體系建設工作面臨巨大挑戰，它將是一個系統工程，一個長期工程，需要有一批認同和相信這項工作的意義、認識到這些工作的難度、對新的哲學基礎和方法有認同和認識的學者，共同參與推進。其次，新的理念的產生和發展，還必須有與新理念相匹配的成果，我們需要有如《資本論》一般的、真正稱得上是“歷史科學”的代表性著作。
新的學科建設、自主知識體系建設，其實是一個知識生產的示范性過程，它需要靠代表性人物、代表性學者，靠真正有創造力的研究，創作出真正經典性的作品，形成示范效應，繼而成為傳統，夯實學科發展的基礎。
三、一級交叉學科建設需要中國知識界的充分參與
建設一級交叉學科，需要在急迫性、必要性和長期性、持續性之間尋找平衡。以“中華民族共同體學”學科建設為例，這項工作需要進行總體性的布局，也需要調動人文社會科學界共同參與，不能局限在民族學、社會學的學科傳統中選拔人才和組織隊伍。
新的學科建設，關鍵是要建設和依靠具有新的問題意識、新的方法論創新能力的人才隊伍。現代中國知識體系建設的歷史經驗表明，在固有學科傳統里面培養出來的學者，往往受到學科傳統的深刻影響。而且，由于學科體系、大學體系所具有的相對穩定性，改變多年的知識積累和研究經驗難度較大，學科體系與現實變化之間的張力明顯。對新的哲學基礎和方法的討論，基于原有學科傳統，人們往往存在深刻抵觸。例如，在政治主體性層面的新設想和整體性框架方面，一進入具體的學科建設領域，往往容易被舊的研究思路、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所置換乃至解構。因為學科傳統有成熟的方法，有方法論的霸權。新的學科建設，不是在新的框架下對知識積累進行架構，就能解決問題的，而是需要在基礎上、根本上形成新的哲學基礎和新的方法，進而創造出更有效的知識，這樣新的學科才能得以確立。在“自主知識體系”建設的總體性任務之下，面臨的問題是，需要建設相匹配的人才隊伍，來進行真正的學科創新和知識體系創新。這需要在具有主體性意識的政治領域與文化領域的良好互動基礎上，給予學者們相對充分的空間，通過他們的持續性努力，塑造新的學科典范。需要在已有的知識積累和知識成果之中，尋找新的典范——將一些已經具備一定范式和思想創新性的作品，尋找出來，為其賦予新的意義、塑造成新的典范。
我們需要對方法論進行反思。比如，我們依然使用田野調查，但要意識到，調查者與調查對象之間的互動關系，不是自我與他者的區隔，調查者不是一個“外來者”；在調查中，我們不能只追蹤差異，看不到差異在共同里面才有意義，把差異夸大到超越共同，是不符合實際的。對這些最基礎性的學科問題，需要充分討論。我們需要進行很多細致的學科討論，對學科的方法、知識的效能進行全面系統的反思。
“中華民族共同體學”學科建設，目前正處于奠定學科基礎的關鍵時期，正在編纂、形成大量的學科教材。這些教材的開創性意義很大，但要形成經典、形成典范，需要時間來完善。未來還應該組織專題研究團隊，來長期跟蹤、研究和推進教材修訂等學科建設工作。“中華民族共同體”學科的教材編撰，應該成為全國人文社會科學界的共同任務。雖然工作初期，很難調動全國社會科學界的共同參與，但依然可以在全國范圍內組織人才和力量，重新架構學科的基礎和方法，形成新的知識，哪怕是有一點點突破，都是一種進步。需要從相對較長的時間段，來規劃學科建設，深入討論，真正推動方法和哲學基礎創新，形成典范性成果，這樣才能真正為“中華民族共同體學”奠定基礎，才能將其承載的自主知識體系建設的重大歷史意義展現出來。
本文由清華大學文學博士柯貴福采訪整理。原文發表于《中華民族共同體研究》2024年第3期。